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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永康的母亲曾学梅。魏永康（资料图）。魏永康家厕所的门上，都写着“打油诗”。儿子两岁识千字17岁考入中科院硕博连读却遭退学母亲曾代劳他生活上的一切甚至喂饭而今忏悔：“是我害了他” 这是一个有关神童和他母亲的故事。 1983年6月，魏永康出生于湖南省华容县，因为母亲曾学梅从小的悉心教育，从两岁起，魏永康就被人称为“神童”。他的“神迹”有：两岁掌握1000多个汉字，四岁基本学完了初中阶段的课程，八岁进入县属重点中学读书，13岁以高分考入湘潭大学物理系，17岁又考入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硕博连读。但像古时“伤仲永”一样，神童魏永康并没有在长大后依旧延续神奇。2003年7月，已经读了3年研究生的魏永康，连硕士学位都没拿到，就被学校劝退了。从此，“神童”魏永康和母亲曾学梅，就陷入了命运的“漩涡”之中。文/图广州日报记者张丹 2003年，魏永康被学校劝退时，怒气冲冲的母亲曾学梅来到北京。“我当时恨不得他死了才好。”曾学梅指着中科院的大楼，让儿子跳楼，“这么好的条件不争气，你去死！” “神童”儿子在冰凉的水泥地板上，1岁3个月大的魏永康写下了七八十个不同的字。是什么让母亲讲出如此绝情之语？故事还要从1984年的冬天说起。 1984年12月，湖南的天气愈发寒冷，华容县下起了入冬后的第一场雪。为了带孩子，31岁的曾学梅把1岁6个月大的魏永康，带到自己的单位饮食公司，“那天特别冷，饮食公司也基本没什么客人。” 在几乎所有员工都百无聊赖的时候，他们发现了曾学梅身边仅有1岁多的永康。“你会写字吗？”一个员工逗着还不怎么会走路的魏永康。正在地上爬来爬去的魏永康点了点头。 “嘿！你写字，每写一个字，就给你一粒花生米。”说着，他向永康晃了晃手中的一把花生米，顺便给了永康一粒。尝到又酥又香的花生米后，魏永康明白了，只要写下字，就能得到花生米，于是他就用粉笔趴在地上写了起来。从最简单的“人”字开始，魏永康为了能够获得花生米使出浑身解数，在冰凉的水泥地板上写下了七八十个不同的字，也因此，获得了七八十粒花生米。当魏永康已经不会再写其他字后，大人们沸腾了起来。这是魏永康最初的“高光”时刻。其实，曾雪梅在魏永康1岁3个月时，就开始教他写字，到了魏永康两岁时，他已经能够掌握1000多个汉字。“神童”的称呼就此传开。 “名扬”全省 1991年10月，年仅8岁的魏永康连跳几级，进入县属重点中学读书。 “这是他们称呼的，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叫过。”曾学梅说。尽管如此，但魏永康的“神迹”在偌大的县城中，已传得神乎其神，被越来越多人知晓。4岁时，他基本学完了初中阶段的课程，后来，魏永康连小学也只读了二年级和六年级，到1991年10月，年仅8岁的魏永康连跳几级，进入县属重点中学读书。也是从1991年开始，湖南省内的媒体发现了这个小县城中的“神童”，并进行了报道。“华容神童”进一步升级成了“湖南神童”、“天才少年”。此前，曾学梅对儿子一直坚持着“默默无闻”的低调态度。但自从媒体报道之后，曾雪梅的名字，连远在邵阳的娘家人都得知了。 1978年恢复高考时，许多家乡的同学、老师都来信，让曾雪梅回去报名参加高考，但那时，曾学梅已经结婚。尽管放弃高考，她还是坚持每天学习，特别是在儿子出生之后，她开始用自己的学习方法影响儿子。 “墙壁”教育在魏永康床边的墙面上，写着“睡觉之前看此墙”。曾学梅学习时，喜欢将需要记住的东西写在墙壁上，同时，她还将自己心中的想法，编成“打油诗”写在墙壁上。走进魏永康的家中，除了客厅的墙壁挂着魏永康父亲魏炳南的遗像，其他并没有任何挂饰，墙壁上大多写着四句的“打油诗”，和一些数学公式，以及一些日语和英语。墙壁上一人多高的位置，贴着一张书本大小的“名言警句”：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这句“名言警句”，是曾学梅教育儿子时经常去强调的一点，只有“知识”的学习才能提高自己的智商。曾雪梅说，客厅墙壁上的“打油诗”和日语、英语，都是她写下的，老旧的墙面曾经写满过了一回，已被粉刷掉了。她的“学习”方式同样影响到了魏永康。在魏永康曾经居住的房间内，临近床边的墙面上，写着“睡觉之前看此墙”，下面则是些需要记住的公式。以此来强调自己需要记住的内容。魏永康在学习方面的天分和智商确实让人叹为观止。从上中学以后，获得了各类的奖状和证书，“奥林匹克竞赛化学二等奖、三等奖”、“物理学竞赛二等奖”、“（希望杯）全国数学邀请赛”获奖等等，令他的“神童”之名更加“名副其实”。 1996年，13岁的魏永康以总分602分考进湘潭大学物理系，成为当地年纪最小的少年大学生。一路“陪读” 魏永康读高中的时候，曾学梅还亲自给他喂饭。“只有专心读书，将来才会有出息。” 从魏永康8岁上中学开始，曾学梅就开始了她的陪读人生。 1991年，在中学领导的安排下，曾学梅在学校附近租了一所小房子。在“智商”教育一路凯歌之时，曾学梅对魏永康的“情商”教育似乎并不怎么看重，甚至完全忽视了。 1994年，曾学梅从百货公司下岗，这也让她更加专注地将精力放在了孩子的身上。除了学习，家里任何事情曾学梅都不让魏永康插手，每天早晨连牙膏都要挤好，给儿子洗衣服、端饭、洗澡、洗脸，甚至为了让儿子在吃饭的时候不耽误看书，魏永康读高中的时候，曾学梅还亲自给他喂饭。“只有专心读书，将来才会有出息。” 魏永康自己曾说，小时候妈妈总是把他关在家里看书，从不允许他出去玩。只要有女生打电话给他，他妈妈都说他不在家，担心分散他的精力。因此他养成了不爱说话的习惯，周围的同学也渐渐疏远了他。从小学到大学，魏永康的生活都是曾雪梅一手包办。“我心想，他将来长大离开我，人这么聪明，很快就能学会的，不晓得他已经形成习惯，改不过来了。”曾雪梅说。 1996年9月，魏永康在妈妈的陪同下来到湘潭大学。曾学梅强烈要求陪读。考虑到魏永康年纪确实太小，生活尚不能自理，学校特地安排曾学梅做勤杂工补贴家用，还划拨了一套一室一厅的住房供他们母子无偿使用。母亲陪读的生活，也一直持续到魏永康大学毕业。 “恨他不死” 她还指着旁边车水马龙的道路，让儿子去被车撞死。 2000年5月，17岁的魏永康以总分第二的成绩考进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成为硕博连读研究生。曾学梅并没有感到会有什么问题。她觉得“儿子那么聪明，很快就能学会的”。但事与愿违，脱离了母亲的照顾后，魏永康“失控”了。他完全无法安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热了不知道脱衣服，大冬天不知道加衣服，穿着单衣、趿着拖鞋就往外跑；房间不打扫，屋子里臭烘烘的，袜子脏衣服到处乱扔；他经常一个人窝在寝室里看书，却忘了还要参加考试和撰写毕业论文，为此他有一门功课记零分，而没写毕业论文也最终让他失去了继续攻读博士的机会。 2003年7月，魏永康连硕士学位都没拿到，就被学校劝退了。 “我当时恨不得他死了才好。”曾学梅说，当她来到北京的中科院后，指着中科院的大楼，让儿子跳楼，还指着旁边车水马龙的道路，让儿子去被车撞死。“这么好的条件不争气，你去死！” 曾雪梅咬牙切齿地骂，父亲魏炳南则骂她：“孩子压力已经那么大了，你还这么骂他，是火上浇油！” “他都这么不争气了，他去死！我还管他！”曾学梅说，自此之后，她和儿子几乎不怎么交流了。 “是我的错” 他后面的这一段错都在我，全部都是我的错。我真是太对不起他了。 “我不怪他，只怪我自己的教育方法太狠了，对他也太狠了。”如今的曾学梅老泪纵横，她开始后悔的所作所为，如果当时能够鼓励儿子，或者不骂儿子那么狠，孩子也不会出现更多的问题。魏永康离家出走了，最长的一次，整整39天，魏永康用了近500元钱，跑了16个省市，先后去了杭州、宁波、舟山、上海、郑州、茂名、湛江等地玩，待到他去玉林玩时，魏永康把剩下的钱弄丢了，落了个身无分文的境地。最后，还是警察将魏永康带回到了曾学梅的身边。魏永康的这次出走正是因为挨了母亲的打，“是我的错，真的全部是我的错，他后面的这一段错都在我，全部都是我的错。我真是太对不起他了。” 曾学梅看了看客厅的墙壁上的英语、日语，告诉记者，这是她当年自学的：“将来他出国了，就可以不用带翻译，我都能给他做翻译了。” 过去的时光却不能倒转，她和儿子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了。“我有心结，他也有，但千错万错还是我的错。” 人到暮年我现在最怕别人问我：“你家永康怎么样了？” 今年，曾学梅已经63岁，丈夫魏炳南也在2009年去世。而儿子魏永康在经历了几次求学失败，已经工作了近四年时间。每个月，魏永康会给曾学梅打一个电话，但谈话的内容却异常简短而且形式化，“怎么样？”“放心呀！”“保重呀！”基本上翻来覆去就是这几句话。如今，曾雪梅已经“百病缠身”，吃的药比饭还多，就是靠吃药过日子。“脑萎缩、脑梗塞、慢性胃炎、双肾囊肿、骨质增生，从头到脚都是病。” 由于病情的恶化，她已经很难听清讲话了，她也多了一个“外号”——聋子。 “我现在最怕别人问我：‘你家永康怎么样了？她说，每当她听到别人这么问她，她都会避而不答，直接找理由离开。而当下雨天碰到迎面而来的熟人时，她会将伞斜着挡住自己，只因怕人问起儿子魏永康的近况。 2010年，魏永康结婚生子后，一年里一半的时间，她生活在湖南邵阳，这是她的娘家，也是儿媳的娘家。魏永康的人生轨迹 1995年，12岁，湖南省中学生奥林匹克化学竞赛三等奖。 1995年，12岁，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岳阳赛区一等奖。 1995年，12岁，湖南省中学生奥林匹克化学竞赛岳阳赛区一等奖。 1999年，16岁，湘潭大学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20周年物理知识抢答竞赛二等奖。从2003年，魏永康被中科院退学后，始终都没有找到未来的“出路”，之后的求职、求学之路则一路坎坷。 2005 年10月，上海一家航天研究机构知道魏永康的情况后，邀请他去上班，由于生活的“不适应”，他辞去工作，此后，魏永康曾在深圳、南京等地工作，在他辗转求职的过程中，他还曾参加过北京工业大学生物物理专业的研究生考试，但最后没有成行。目前，魏永康已在一家公司从事软件开发工作4年。继续教育在儿媳“想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的强烈要求下，她只能将自己的教育穿插在孙子的“游戏”之间。 “我想着把孙女接过来，我来教育她。”曾学梅说，孙子现在已经六岁，孙女也已经两岁，她将生活的重心更多地放在了孙子、孙女身上。在孙子、孙女面前，曾学梅被禁止提及的一句话，就是“你爸爸在你这个岁数，已经……”将孙子、孙女的童年与儿子的童年作对比，是绝对不允许的。她曾经与儿媳商议，她来教孙子文化知识，而儿媳教他生活能力、做人做事。但“实验”的效果却并不理想。曾雪梅不愿意在邵阳当地治病，怕增加儿子一家的负担，所以，他一直在邵阳与华容之间奔波，“儿子、儿媳都不让我回华容，每次都是我偷偷回的。” “每次到儿子家，就看到孙子的玩具又多了，而之前教的东西已忘了一半。”曾学梅说，在儿媳“想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的强烈要求下，她只能将自己的教育穿插在孙子的“游戏”之间。在2000年魏永康到北京上学后，曾雪梅还专门教过一个同事的孩子，尽管只教了一年多时间，但是那个孩子之后也高分考入了全国重点大学。但当儿子退学之后，她也开始反思教育孩子的方式。 “我曾经写过一本教育孩子的书，还希望能够在永康毕业的时候发表，当时已经写了三四万字。”曾学梅说，在儿子退学后，她一气之下，将她写的那本书全都撕了。

　　本是象牙塔里教书育人的公职人员，复旦大学医学院动物实验室原正副主任敖红、黄爱民却利用职务便利，中饱私囊。一审法院认定两人共同贪污147万元，分别判处十年、十二年有期徒刑。　　2014年10月，在中央巡视组的专项巡视后，复旦大学在整改通报中披露，“涉嫌违法行为的实验动物部有关人员正由司法机关依法审理”。5日上午，本案二审在上海一中院第五法庭举行，两名被告人认为“量刑过重”。庭审持续近两个小时，并未当庭宣判。　　原审：共同犯罪贪污147万元　　现年47岁的敖红系复旦大学实验动物科学部对外开放动物实验室原主任，另一名被告，48岁的黄爱民是这个实验室的原副主任。　　动物部系隶属复旦大学的直属部门，在财务管理上视为二级单位，是集实验动物学教学科研、实验动物生产供应和动物实验技术服务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公共服务单位。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8年1月至2012年10月间，被告人敖红、黄爱民经共谋，利用职务便利，由敖红以动物实验室的名义承接相关实验服务项目，由黄爱民负责具体报销操作事宜，采用收取校内课题组校内支款凭证不计入动物部经费本账户，并提供虚假发票、伪造课题组人员签名的方式，报销套取钱款共计 110万余元予以侵吞;另外，敖红、黄爱民将截留的校内支款凭证转入SGF703008经费本账户内，再以实验材料购置费用等名义，以虚假发票报销的方式，套取36万余元予以侵吞。　　2013年5月28日，被告人敖红、黄爱民在复旦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找其询问相关情况时，即如实供述上述基本犯罪事实。审理中，被告人敖红退赃30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敖红、黄爱民身为国有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将应由动物实验室承接的相关实验服务项目所得收益，以虚假发票报销的方式予以侵吞，共计147万余元，其行为构成贪污罪，且系共同犯罪。　　本案中,敖红主要负责承接项目，黄爱民主要负责结算、报销，两人各有分工，互相配合，作用相当，不宜区分主从。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敖红、黄爱民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敖红有退赃行为，具有一定的悔罪表现，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黄爱民无退赃行为。　　据此，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敖红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财产八万元;判决被告人黄爱民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没收财产八万元;被告人敖红、黄爱民的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判决之后，两名被告均认为“量刑太重”，提起上诉。　　激辩：关键证据“秘不示人”? 　　本案激辩的焦点之一，便是敖红和黄爱民能否承接项目? 　　检方援引证人黄德桥(动物部原党支部书记)的证言，证明两人不能承接，“首先是两人均未达到高级职称，根据动物部的规定不能承接服务项目，也没有经费本;其次，两人的本职工作是为动物部承接服务项目，否则会造成公私不分。” 　　对此，两名被告人均表示很冤枉，“其他同事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只要跟别人签合同，就可以去科研处领经费。”敖红认为，自己多年来都只是个讲师，就是因为不能参与科研项目，拿不到数据，出不了高质量的论文，因此“打擂台”时每次都落败。她曾要求不做这个主任，但被领导拒绝。　　黄爱民更是觉得不可思议，“校长曾在大会上号召大家开展科研项目，难道不允许?”他认为，如果不许一个教师开展科研项目，那他就没法在学术、职称上前进，这是很粗暴的规定。而且，自己能做很多技术含量高的项目，例如建模、打针、灌胃等，如果只是承担行政职责而放弃多年积累的技能，显然不合理。　　敖、黄的辩护人都认为，“这个所谓规定只存在于动物部的会议记录，但至今我们也未见真容。这条所谓规定，不仅违背了复旦大学主管科研的科技处的相关规定，也未经庭审质证。如果以这样一份道听途说的证据作为量刑依据，显然不当。” 　　激辩焦点之二是，一审法院认定的贪污金额是否合理?量刑是否过重? 　　实验动物需要特定的温度、湿度、气温、噪音、饲料、饮水等条件，工作人员的职责就是维持这一标准，为实验的动物提供打针、灌胃、造模、转基因保种等服务，记录死亡的数字。敖红介绍，动物实验室一般只是代养、管理大鼠、小鼠，明码标价一天多少钱。　　按照敖红、黄爱民的陈述，他们“接私活”不是接这样差不多的，而是例如保种、模型等，这种服务产生的利润较高，能套取更大的利润。有些是上课的研究生找到他们，觉得效果不错，后来又多次合作。　　辩护律师认为，不能把两人的劳动报酬、合理支出等也算入贪污金额，147万元的金额太高。原审法院认为，不论是以动物部名义承接的业务，还是以被告人名义承接的业务，凡是利用动物部的公共服务平台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完成的，其收益理应归属于动物部。　　黄爱民说，承接实验室服务项目的成本主要是购买动物、试剂、车费、餐费等，套取利润就是将别人支付的校内凭证附发票直接去财务处报销，扣除一些成本就是利润，二人基本均分，其个人拿到约55万元。假发票从上海火车站购买的。　　检察官则认为，原来的金额有280多万元，本着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审慎认定为147万元。根据现行刑法，判处十年徒刑在法定幅度内，并无不当。　　自述：“希望戴罪之身还能有用” 　　庭审中，留出时间让两位上诉人单独陈述。　　敖红―― 　　学校领导找我谈话，我主动交待，案件侦办过程中都坦白，积极配合，有自首情节。多年以来，收入都不高，也没买房，一直租房住，但退赔时，我丝毫未推脱，而是尽全力去筹钱，学校也退了三十多万回去。　　家庭特殊，单亲女儿，多年来都是我一个人养。孩子的父亲没人性，自始至终，都没有尽到一点父亲的义务，至今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如果我服刑，孩子就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　　自己实际承担了两份工作，主要是教师，兼任动物实验室主管，但自己每月四五千元的收入，仅仅是作为教师的报酬，动物实验室主管是没有收入的。每个月四千多元工资，还有一千元左右的奖金，扣去房租，所剩无几，还要担负女儿的辅导班等费用，蛮吃力的。　　去年，她因为我的事情，高考也没有考取，今年，在几个亲戚的资助下，正在努力复读，为自己的前程拼搏。刚刚18岁，正是迷茫的年纪，如果没人指引，她会走上哪条道路?把她一个人放在社会上，我很担心。　　身为博士，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国家培养个博士不容易。如果可能，让我这个有罪之人，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回报社会。希望能让我这个不算人才的人才，虽是戴罪之身，仍是有用之人，不要成为一个废人。　　黄爱民―― 　　1988年中专毕业后到上海医科大学工作至今，只是凭自己的技术吃饭。作为一名技师，我的动手能力很强，比如动物模型，别人做不了的，我能做。自己付出了很多，一只眼睛视网膜脱落，也是拼命做实验造成的后果。　　我真的很冤，只是想帮助这个单亲妈妈，帮她做做科研，无意犯罪。自己患有慢性肾病，每天都要坚持服药。儿子在读小学，但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是轻度智障，智商低于常人。家里四个老人要照顾，身体也不太好。请法庭给我一个公平公正的判决。　　【链接】　　群腐曝光与专项巡视有关　　两年前，中央巡视组进驻复旦大学，对其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专项巡视，发现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科研经费管理使用混乱，违规现象突出，存在腐败风险;二是江湾校区基建工程严重违规，发生质量事故，存在安全和腐败隐患。　　2014年10月，复旦大学公布整改通报，科研经费、江湾校区基建工程成为校方自行整改的重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通报中首次提到了“实验动物部”，并称“涉嫌违法行为的实验动物部有关人员正由司法机关依法审理”。　　复旦通报称，将“认真吸取实验动物部有关案件的教训，改革管理体制，建立全校统一的实验动物管理和生产服务体系，明确归口管理部门，规范内部管理制度，健全实验动物生产和服务标准，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健全廉政风险防控机制”。　　早在2013年，就有复旦大学内部人士发网帖举报实验动物科学部前任领导及其亲信等“以各种手法集体贪腐10余年”，采用收受贿赂、私收现金、隐匿收入、虚构支出、假发票套现、业务收入体外循环等违法手段，侵吞巨额国家科研经费和教学经费分赃，并侵吞广大职工的劳动成果，数额触目惊心，最低也有数千万元。　　据悉，除了敖红、黄爱民，动物部的其他的贪腐涉案人员也已受到法律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