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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媒业来说，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就连伦敦圣詹姆斯大街25号的那座大楼也感受到了这一点。詹尼·明顿·贝多斯（Zanny Minton Beddoes）如今是这幢大楼的新主人，今年1月，她刚刚成为《经济学人》172年历史上的第17任总编辑。詹尼接手的仍然是一个强劲的《经济学人》——经济学人集团2015年度年报（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显示，其年度收入为3.28亿英镑（约合32.2亿元人民币），其中1.66亿英镑来自于订阅和发行，8300万英镑源于广告收入。集团营业利润为6000万英镑，比上一财年的5900万英镑略有增长。《经济学人》的发行量已经从2006年的大约100万份，提高到了2015年的160万份。然而，剧变还是如期到来。 8月12日，培生集团（Pearson）宣布以4.69亿英镑的价格，出售所持《经济学人》出版商的股份，这笔交易成为1957年以来经济学人集团最大的所有权变动。《经济学人》总编辑詹尼·明顿·贝多斯不过，在詹尼看来，股权变更不但没有影响《经济学人》长期引以为傲的编辑独立性，而且增加了商业上的独立性。她认为，《经济学人》目前正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因此在她的任上，变化应该是逐渐进化而非革命性的。詹尼1994年加入《经济学人》，曾担任商业版、经济版编辑，主要负责商业、金融和科技报道。之前，她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并参与了非洲的宏观经济调整和东欧的经济转型项目。在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作为时任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牵头的小组成员，她曾担任波兰财政部长的顾问。她拥有牛津大学的学士学位及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在9月初参加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期间，詹尼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讲述了《经济学人》的发展战略、中国报道以及对中国经济和地区局势的看法。《经济学人》应逐渐进化而非革命澎湃新闻：从2月份就任算起，你担任《经济学人》总编辑已经7个月了，感觉如何？贝多斯：这是一本很伟大的杂志，我很荣幸可以成为总编辑并乐在其中。我有一个很棒的团队，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记者。因此，我很荣幸可以领导他们。我认为，最激动人心的是我热爱这个工作。《经济学人》已经有超过170年的历史了，我们是在1843年由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创办的，我们为反对《谷物法》（the Corn Laws，英国于 1815 年至 1846 年强制实施进口关税，藉以“保护”英国农夫及地主免受来自从生产成本较低廉的外国所进口的谷物的竞争。它规定了国产谷物平均价达到或超过某种限度时方可进口。实施该法后，谷物价格骤贵，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外国也提高英国工业品进口税，从而损害了工业资产阶级利益。为了影响社会舆论，在“反谷物法同盟”（the Anti-Corn Law League）的支持下，自由市场理论的坚定支持者詹姆斯•威尔逊于1843年9 月2日正式创立《经济学人》。1846 年，《谷物法》被废除，《经济学人》则继续下去。——记者注）而战，为经济自由主义而战，为小政府而战。如今，自由主义依然激励着我们。对媒体业来说，现在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正在上演各种颠覆。但对于《经济学人》的未来我很乐观。我们有非常强劲的产品，很棒的新闻，而且，在这个数字时代，我们也进行创新，确保我们的读者可以在他们需要的时候获得他们想要的《经济学人》的内容。要知道，有很多人和《经济学人》有同样的价值观，对最好的新闻，缜密的、文笔优美的分析，严谨的数据库等有着浓厚兴趣。我希望我们可以继续，我们应该有一个非常光明的未来。澎湃新闻：有没有设想过在你任上《经济学人》会实现一个怎样的目标？贝多斯：我认为我的目标是确保我们可以创新，覆盖、拓宽我们的读者到达率。《经济学人》正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因此这些变化应该是逐渐进化的而非革命性的。澎湃新闻：人们在提起你的时候，总是会说你是《经济学人》172年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编，你感觉到有什么不同吗？贝多斯：说实话，我很震惊有如此多的人问我这个问题。我非常期待有朝一日人们不会对一个主要报纸诞生了一位女总编这样的话题感兴趣。对我来说，这也提醒我要达到这一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澎湃新闻：与此同时，你也是《经济学人》172年历史上第一位真正在数字时代上任的总编辑，在推进数字创新方面有什么新的计划？贝多斯：我有两位很棒的副手，一位是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他负责编辑部门，协助我运营报纸。汤姆·斯坦达吉（Tom Standage）负责数字战略，他是我们所有数字创新的主脑，他很棒。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创新，去年推出了espresso（2014年11月6日，《经济学人》推出新的移动应用 Espresso（意为“浓缩咖啡”），打破了《经济学人》之前每周更新的传统。每个工作日早上推送，用户可以通过这款应用或邮件服务来掌握全球政治经济生活的最新趋势。——记者注）。今年年初我们还推出了Economist films（http://www.economist.com/films），这是我们用高质量视频的形式对《经济学人》进行再诠释的首个尝试，我们已经发布了两个实验性的视频，接下来还会有更多。我们还推出了中英双语的《全球商业评论》，这是我们第一个真正的双语产品。我们在社交网络上也在努力，我们的Twitter账户有将近1100万关注者，Facebook主页有500多万个赞。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与我们的用户）对话的一部分，可以扩展你在社交网络上的到达范围，这非常重要。所有权变化不影响独立性澎湃新闻：上个月，培生集团同意以4.69亿英镑的价格，出售所持《经济学人》出版商的股份。类似的这些杂志所有权发生的更迭，是否会影响《经济学人》编辑独立性？贝多斯：不会。《经济学人》一直拥有得到强力保障的编辑独立性。我拥有这份奢侈——难以置信的、受到良好保卫的独立性，我们有4个独立受托人（Trustee，经济学人集团主席和《经济学人》总编辑这两项重大人事任免权并不在董事会，而是需要拥有信托股的几位独立受托人同意。目前集团有4名受托人。——记者注），他们的职责就是保卫编辑独立性。因此，《经济学人》的编辑独立性以前一直得到很好的保护，如今也会持续。事实上，培生集团出售股权反而强化了我们的商业独立性。通过限制任何单一股东的持股比例，使得他们无法行使否决权。因此，通过回购，Exor集团虽然成为经济学人集团的第一大股东，但依然是少数股。（控股股东缺失的结构设置是维护《经济学人》独立性的重要保障。在此番股权变动之后，经济学人集团依然维持着分权而治的格局，没有任何一家股东可以取得控制地位。——记者注）通过回购，我们更加多元化，拓宽并提高了商业上的独立性。我对此很激动。在一个独立性很昂贵的年代，我们的独立性反而不断得到强化。对《经济学人》来说，很罕见的是，我专门写了一封信来描述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我们一直倾向于不报道我们自己，但就这个事情而言，我认为非常重要，因为在我们的历史上这是第二次如此大的所有权变化，所以来解释它很重要。我非常非常自信的是，在我之前一直得到保证的编辑独立性将得到持续，商业独立性将得到加强。这是我和我的4位尚在世的前任总编辑发出的公开信，我们都支持这次所有权的更迭。澎湃新闻：在《经济学人》股权变动之前，培生集团将英国《金融时报》及相关刊物以8.44亿英镑的价格出售给日经新闻，那一次出售引起的争议似乎要更大。作为曾经紧密联系的两份出版物，您如何看《金融时报》被培生出售后引发的讨论？贝多斯：《金融时报》和我们的关系源于1928年，拥有我们没有控制权的50%的股份。当培生集团1950年代后期买入《金融时报》的时候，这部分股权变成培生集团所有。他们是我们长期的、非常好的伙伴。我们是表兄弟，但我们是分开的表兄弟，现在我们的走向稍微不同，我们有了不同的东家，但我们依然是好朋友。在我看来，任何媒体的任何所有权变更都很正常，而且都有充足的理由。因此，（对《金融时报》被出售）我并不惊讶。双语产品的首要目标是争取新用户澎湃新闻：你刚刚也提到了中英双语的《全球商业评论》，这个产品推出5个月了，表现如何？贝多斯：我希望《全球商业评论》是一个开始，它是一个将我们的产品拓宽到一个全新读者群的手段，这个读者群到目前为止还不是《经济学人》大家庭的一员。他们会从阅读《全球商业评论》开始，因为你可以在两种语言之间讨论，这个产品的内容聚焦在商业、金融、科学等我们的商业读者很感兴趣的领域。当然，我希望他们可以对《经济学人》寄予厚望，对我们的内容寄予厚望，最终成为《经济学人》的订阅者。因此，我会倒回头看，2015年，当我们推出《全球商业评论》的时候，是我们向新用户拓展的开始。如果你退一步考虑问题的话，这些在飞速增长的新兴市场的人群，有能力，有兴趣关注我们所做的事情。这里的增长非常迅速，我希望《全球商业评论》是我们可以接触到这些人群的一种方式。澎湃新闻：《全球商业评论》有盈利的压力吗？贝多斯：对《全球商业评论》可能取得的成绩，我很乐观，也很自信，但对我而言，首要目标是接触到新的用户，把他们带进来，希望他们可以成为《经济学人》家庭的一员。你知道，当你推出新产品的时候，没多少人知道这是个好东西，你必须广而告之，我们依然处在这个阶段。我希望有更多的用户可以看到《全球商业评论》，越多的人使用它，就有越多的人会意识到它是多么好的产品。做中国经济严谨的外部观察者澎湃新闻：《经济学人》近年来越来越关注中国，中国题材经常登上封面。你们的中国报道的重点是什么？贝多斯：我们的重点是分析和解释，我们推出了专门的中国版块，我认为这也是显示我们重视中国的强有力的信号。如今，我毫不怀疑世界经济最大规模的转型正在中国发生，对我们的读者来说，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说，理解这一点也很重要。我希望我们能够提供一些领先的、最客观的、经过缜密思考的中国报道。澎湃新闻：那与《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等其他媒体的中国报道有何区别？贝多斯：其实，《经济学人》一直在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并不是特别针对中国，我们努力提供高质量的分析，因此你在《经济学人》会得到真正的针对一个国家的深度分析。我希望你们能得到无畏的想法，有时这些想法是挑衅的，我希望你们能在《经济学人》上读到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内容。我经常使用wide-mind-stretching这个词，我希望可以拓宽读者的心智，我喜欢人们来《经济学人》了解到你在别处无法了解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中国报道、美国报道，我们一切报道都是这样。我希望每周、每时每刻，当读者们来到《经济学人》，他们都能找到别的地方无法看到的东西。澎湃新闻：中国经济如今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话题，《经济学人》也已经用了好几个封面故事来表达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你本人的观点呢？贝多斯：确实，如你所说，现在是一个很有趣的时间点。你也读了《经济学人》的封面文章“The Great Fall of China”，其实文章对于中国经济实现转型是很乐观的，当然，在转型过程中，也有一些领域有问题，比如股市。我们之前还做过一个有关的封面“China Embraces the Markets”，讲的是中国政府对下跌的股市的反应。对我们这些笃信自由市场和市场准则的人来说，我们觉得中国政府的反应是很有趣的，所以我们对此做出了评论。但我认为，中国更大的图景是，这个国家如何能有效地实现从投资主导型的经济向消费主导型的经济转变，如何在国内债务压力上升极快的背景下实现这一点。中国的经历在很多方面是史无前例的，很少有国家增长如此之快如此之久，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与此同时，很少国家像中国在过去几年那样如此之快地累积了这么多债务。因此，有很多必须要做的转型，我们很有兴趣做一个严谨的外部观察者，我们试图客观地来理解发生了什么。我认为，人们通常要么认为中国是牛市要么认为中国是熊市，先入为主地认为中国要么是一个灾难要么很美好。我们的中国报道要做的是善于分析，在我们的优秀团队基础上，真正去分析，得出经过思考的结论，这些结论有时候是很具批评性的，有时候是很乐观的，但肯定是真正试图去理解发生了什么。这是我们的目标。澎湃新闻：过去，世界习惯了一个快速增长的中国，如今，世界应该如何对一个经济增速放缓的中国做出反应？贝多斯：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体，不管是大宗商品的危机还是金融市场还是全球增长方面，都能给世界带来很大的冲击，但中国同时是一个未被很好理解的经济体。现在有很多分析师都很关注，比如，美国GDP增速可能只有0.1%的变化，但在中国，有很权威的人认为经济增长是6.5%、7%，还有很权威的人认为是2%，这些数字之间存在如此大的鸿沟，如此大的不确定性，可以看出为什么中国对市场的冲击会如此巨大。澎湃新闻：1997年，你曾经编辑了一本有关亚洲新兴市场的《崛起的亚洲》一书。亚洲经济在增长的同时，地缘政治的危机同样在增长，南海、东海等领土问题以及历史问题等等，是否会影响亚洲经济的一体化前景？贝多斯：我希望不会，我认为，当然有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但我认为这一地区压倒性的故事依然是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增长，而且，这取决于这一地区的领袖们，他们要做出决定来确保经济整合、经济增长能够继续。

吴晓波在2014年至2015年的演讲中表示，中国制造业正在在发生着一场非常有趣的变化，一次重大的创新。但是很可能在很长时间里面，中国的这些制造业的转型是走入了一个误区，被马云同志带到沟里面去了。以下为演讲内容摘录：大家好，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读过一本书，其中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深，马克在战壕里对另外一个人讲，我们这一代人是否比上一代人更值得信任。一代人重要的使命就是把上一代人干掉，只是干掉的方式不一样而已。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分配到一家全国最大的一家通讯社，里面有两位我的前辈，一位是离休干部，一位是50年左右的人，我上班第一天领导就给了我一个热水瓶，上班的时候，你到传达室，每个人排队，拿自己的水瓶上去写稿采访，下班的时候再把水瓶拎下来。所以我觉得不能这么过，记得工作没几年就买了一台电脑，电脑这个事在整个大院里面就变成特别大的新闻。我们的单位特别好，他分配你所有的东西，除了你老婆以外，然后买台电脑回去，当时我输入的是中文之星输入，我那两个前辈跟我讲说，单位什么都发给你，你干吗还要用电脑呢？后来他们知道了，因为我有了电脑，我写的更快，赚的钱就多，还可以保存很多东西。1998 年以后房地产起来了，我买了商品房，他们又疯了，单位分你房子了，你还买另外一个房子，你要包二奶吗。房地产起来后我们很多的煤炭、钢筋、电力，整个能源产业赚很多的钱，当能源行业起来的时候，中国经济由一个吃穿用的产业经济机构向重型化进行。然后我每年买一套房，跟着泡沫一直涨到今天。今天，如果我们有计划做一个时光穿梭机回到1998年的时候，你要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买房子来不及了，你干的第一件事应该是跑到山西去找一个小煤窑签一个协议，做煤老板，这个就是红利问题，从轻型化向重型化转型，从内贸经济向外向型经济转型。 2015年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很困难，房地产不行了，外贸又出了问题，我们还能看到大规模城市化建设吗?看不到了，说明今天又走到了一个新的产业经济的转型点。我在中国见过40后出生的企业家，这两年也碰到一些老朋友，我不愿意和他们喝茶，因为看到他们心情很差，见到他们唉声叹气的，他们都说自己很困难，原来所有的赚钱模式变了，这些世界不再属于他们了。李宁大家认识这个人吗?这个是1949年后中国最伟大的运动员，2008年我们办奥运会，全国找人点火炬就请了李先生，他1990年就创业了，他是中国第一个做个人品牌营销的人。1990年的时候把自己的名字做成一个品牌，品牌营销最早的人。我有一个出版公司叫蓝狮子，2005年开始我们为中国公司写专辑。2010年的时候，李宁创业20周年要写一本书，我派了两个研究员去写，书写完之后我去北京见张志勇(李宁CEO)，他北京郊区有一个很大的研发中心，他说中国市场已经打完了，他说我要打欧美市场，所以他请了NBA球员来代言，2011年我们帮他写了一本书，张总就下台了。 20多年所形成的成功外型，服装行业是第一个遭到危机的。张志勇说我这个企业已经和耐克、阿迪达斯处在第一位的服装企业差不多，但是我怎么失败了?我们其实在品牌、市场产业趋势、技术投入上不需要有很大的投入，中国很多大型企业，从饮料开始到服装，研发部门非常的多，打开一看都没东西，因为我们不需要，很长时间对中国企业来讲模仿是最大的创新。模仿使我迅速地提升，当你跑到第一名的时候，你发现我没有人模仿，我已经是领跑了。这个行业的趋势在哪里，这个行业的核心技术在哪里，这个品牌发展应该怎么做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中国品牌要打败就要打败欧美品牌。回到中国市场，你有很多连锁店，今天你的朋友聚在一起说买鞋都到天猫、京东买。我问我女儿知道李宁这个品牌吗?问她说知道李宁吗?我女儿说知道李敏镐。今天面临困难不止他一家，家电、服装、餐饮等一系列企业面临这样的困境，这个就是产业的周期。同样一个冰箱、空调、洗衣机，在不同的时代活的方式不一样，80年代你极力提高产业线就行，1990年我当记者到家电去采访，我写了一篇稿子，那个老总觉得很好，他说吴记者你来一趟，我有东西送给你，我骑着自行车去，他给我一个彩电票，我当时工资170元，他给一张彩电票顶我两个月工资。到90年代中期的时候李东生(原公安部副部长)都背了一个红袋子到王府井[-8.67% 资金研报]百货门口去卖彩电。因为彩电已经过剩了，董事长、总经理必须冲到前线去卖彩电，这个时候你要拍广告片，要做营销打价格战。后来挂红袋子送东西也卖不掉彩电，只有把彩电卖到全世界去。现在全世界卖彩电也不行了，现在怎么做呢? 我到海尔，人家说，冰箱里面有一个放鸡蛋的格子，在格子旁边放一个传感器，当你的鸡蛋吃了只剩下两个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只剩两个了，你需不需要补充。如果你的牛奶在里面放到第7天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不能再喝了。未来的冰箱会变成家庭膳食的管理工具，整个盈利模式都变了。但是我讲的这个场景是属于阿里巴巴?是属于苏宁?还是属于海尔的?所以不同的年代，同样一个行业，几乎所有的行业都一样，都在发生一些大的变化。张瑞敏海尔的张瑞敏先生，他讲过一句很绝的话，自杀重生，他杀淘汰。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断臂重生，还有一个壮士断腕，断一个指头都很困难。68岁的人跟我讲现在要自杀重生，他甚至可以金盆洗手不干了。今年初他跟李总理汇报说，我做海尔30多年，我一直认为有两个绝杀的武器，第一个，我有8.2万的产业工人，经过30年的训练，全世界最精炼的工人是山东人，纪律性很强。第二个，我在全国有万家海尔连锁店全部是直营和加盟的海尔专卖店，他说这两个是我以前大杀全国的武器，他说今天这两个差点把我干死。所以他把海尔全部打散变成小微企业，然后做渠道创新。他说我的利润、人员、生产线、研发、物流、品牌、管理全部产生危机，他讲完以后总理很感动，总理说你们看一个企业都敢那么搞，这个就是中国大企业一代的英雄，在它末年的时候，面临一生中最大的危机，没有比这个更可怕的事情。制造业转型：专业公司+信息化改造+小制造有没有变化呢?我认为在中国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制造业正在在发生着一场非常有趣的变化，一次重大的创新。但是很可能在很长时间里面，中国的这些制造业的转型是走入了一个误区，我认为被马云同志带到沟里面去了。前年我在上海讲课，一个浙江温岭做服装老板听我讲课，我说互联网对行业有很大的冲击，我说要转型，他回去就转型了。今年年初来听我讲课，他说亏了500万，他的营业额是6000万。他说网上比线下还难做，首先线上线下价格不一样，经销商体系把我搞得半条命没有了，到了网上发现线上成本比线下高，你要买页面，要搞光棍节的促销，货是卖出去了，赚不到钱。我说为什么赚不到钱?我说2014年阿里巴巴的净利润是多少?阿里巴巴的净利润是46.8%，46.8%就是我这个同学付的学费，阿里巴巴赚钱都是我们传统企业付的学费。我认为传统企业的互联网转型，无论是品牌还是市场转型，如果你没有进行任何的变革，你做服装、奶粉、饮料的，当你跑到网上的时候，如果没有质量和差异化竞争，你将面临一个价格战，这个价格战中的钱是被平台赚了，你还是一个死。所以传统企业一定不仅仅是营销渠道的危机，你遭到的危机是生态性的危机，所以你要转型是生态型的转型。过去一年半张瑞敏去了青岛的一家企业9次，这是一家做了30多年的鞋服企业。5年前老板女儿回来接班，原来是一双板鞋、一套西装做5万件去销售卖不掉就留在渠道里。他女儿说，你看一件服装我生产线出来200块，商场卖2000块，其中一半是渠道成本。 5年后的今天张瑞敏为什么去9次，因为这家企业进行了全面的系统化转型，如果我说需要一件西装，她派一个人过来把我的尺寸量好，量完以后把我所有的数据变成一个产品扔到他的生产线上，一个礼拜以后可以为我这一个人定制这一件西装，她现在一天可以接受2000件单品。当这2000个数据扔到网上的时候，意味着她的供应链、数据计算、物配各流程全部要进行再造。所以她那个工程叫3D智能服装工厂。我说你做这个工厂和原来的工厂有什么关系，她说没一毛钱的关系，是全面新建的。这意味着她能这么做的时候，其实是打破了传统家电企业或者服装企业这些大规模集约化生产的基本逻辑，集约化逻辑就是我大规模生产标准款式来获取利润，这样的模式是的单一定制大规模的生产方式。我们在顺德还见到一个企业，还专门为他出了一本书，两年前我们发现这个案例。顺德是全中国做家居企业的地方，我们坐的沙发、桌子、凳子都是顺德生产的，所有企业都很困难。在过去两年多以来，顺德出现了几家企业做定制家居，有一家很小的企业到去年年底做到20多亿，他们怎么做家居的? 原来凳子、椅子生产完之后到红星美凯龙，没有卖完就打折。你现在跑到他的门店里面，你看到很多酗子和小姑娘拿了一个Ipad来跟你商量，根据你家的面积，根据你需要欧式的、美式的、日式的，他说全中国的客厅有180个款式，全中国的中式厨房，无论你怎么调整，100个款式而已，他全部都是数据化，然后就打勾，打勾完成之后就付2万定金。现在大型制造业都在发生由大规模定制变成个性化定制。上半年汉诺威工业展出，最大的展台西门子，有两件展品，一件是一瓶香水，所有走过路过的人，你在电脑上选一个你喜欢的瓶子，上面签一个名字，喜欢一个香型，他可以为你一个人生产。旁边是一台玛莎拉蒂，一台跑车，所有走过路过的人，你要买这个车子，你可以对它的颜色、凳子，各种各样的细节，只要不违反交通规则和汽车的基本性能都可以进行改造，改善完以后，玛莎拉蒂和西门子专门为你定制这辆汽车。你可以想象中国的家具企业，服装企业，和全世界第四工业最领先的西门子公司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也要完成上面的转型。第一在中国做企业一定要做专业企业，一定要用信息化手段改造你公司的内部和外部，用信息化的手段改造你内部所有的流程(生产线、物流、管理、OA、财务、学习)，你首先要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再通过信息化手段再造和消费者的关系。当你做完以后你由一个大规模制造企业变成小规模企业，现在所有一线的企业都在想这个东西。我有一个朋友在浙江做奶粉叫贝因美[-5.98% 资金研报]，上一次我跟老板吃饭，我说你现在在想什么?他说我想未来三年内要干一件事情，中国所有孩子生出来之后可以做一个基因测试和身体偏向测试，我可以为这个孩子定制奶粉，因为每个孩子的体质不一样，我为你的身体体质做一个测试，测试完以后我为你定制奶粉。奶粉都能做成这样，当他定制完了以后，其实这个孩子就会一直吃他的奶粉。所以中国所有的企业都在想这些问题，信息化、小制造。制造业升级：面向中产阶层的性能+品牌创新这是我们讲到的转型的一部分，我们再来讲升级的一部分，我前面讲转型升级在中国第一次出现是在1997年中央政府文件中间。但是在很长时间里面我们碰到老板朋友们跟他说企业转型升级，没有人睬你，他说转型升级干什么?我现在生意做得非常好。今天大家都知道这个事，信息化革命，你不转型必死无疑，但是你转过来行不行，也不行，你必须要升级。中国老板说我升什么级，中国消费者只相信四个字“价廉物美”，价廉物美意味着我高性能产品的同时又要保持低价格，这个在早期是可以的。在今天价廉物美一定是一个伪命题。中国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中产阶级在中国已经诞生了。我今年一月份写过一篇专栏，大家有没有看过马桶盖的专栏?这个是我去年做自媒体单篇点击率最高，那一天点击量161万，是所有财经自媒体的记录。其实我在日本回来的飞机上，两个小时之内写出来的。因为我带了20多个高管去日本开高管会，这一天半时间里面，我的同事是80后为主的，我副总裁是 85年，他们疯一样的在买东西。然后他们买电饭煲，六千、1万的电饭煲，还有买纳米吹风机，还有买保温杯，还有买菜刀，有一个同学买了12把菜刀，还有人买马桶盖，拎着马桶盖就回来了。日本今年一季度马桶盖销量增长了10倍。我们发现他买的任何一样东西最大的生产国全部在中国，我在去京东之前，我给美的在写文章，一年4000 万台电饭煲，全世界最大的马桶盖生产基地在浙江台州，全世界最大的保温杯企业在常州，我都去过。为什么我们这些80后的朋友们，花打飞机的钱跑到日本去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回来?大家有没有用金福菜刀，有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个微信，他说原来已经不进厨房了，用了金福菜刀之后，又对厨房产生兴趣了。我太太在日本买了一个保温杯，我去查这个保温杯企业，这个企业做保温杯做了86年。然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我是中国制造一定有未来，但是我们缺少很多对技术的钻研，是因为中国市场长期以来是屌丝市场，屌丝市场就是物美价廉。所以我们很多企业长期以来是为屌丝市场服务的，屌丝是存在的。从马桶盖到保温杯到菜刀，现在中国出现另外一个市场，就是以男士高管为主的，一年收入10万人民币以上，所谓中国的中产阶级市场。我在杭州汇丰银行见他的行长，他说中国现在高净值人群，不动产股权全部不算，每年有500万现金可以拿来做理财的人有8100万。然后中国把股权和不动产全部加在一起在100万美金，或者两夫妻一年的收入在3万美金左右的家庭全部算进去，有1亿，这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屌丝肯定有几亿人)，这里的1亿人很恐怖，这1亿人是中国出现第一批愿意为性能买东西的人。我4年前写了一篇文章，我去参加中国皮鞋行业的年会，坐在我旁边是温州康奈的老板，他说我现在把做的鞋卖到最好的中国市常他说今天中国有人愿意花600元买一双中国品牌的皮鞋，原来都是买外国的皮鞋。因为他觉得中国皮鞋100块都很贵了，之前我就外销，我就受沃尔玛欺负，那我就没有钱赚，一双鞋就赚1美元，中国就是这样的逻辑。所以4年前那个老板跟我讲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当时已经看到中产阶级出来了。中国现在的中产阶级和老一辈最大的区别，那些去日本买这些东西的人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这批中产阶级不在乎钱的多少，而在乎知识的东西。为什么那帮人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因为他们是农民企业家。今天这些人你骗不了他，日本电饭煲没有在中国投过一分钱广告，因为他去日本的时候，旁边王阿姨说我们家在日本买的电饭煲特别好，你去一定要买一台哦，这个靠的是口碑。当我买回来之后，发现6000块钱电饭煲烧出来的饭和1000块钱的味道一样，我肯定不跟那个王阿姨做朋友了，我马上就到网上去吐槽了，你为什么不那么去干?因为我相信我的体验。所以这是中国制造两大福音，第一是转型，第二中国出现1亿人口的中产阶级，为我们的升级形成了空间，所以我们说什么叫新制造，什么叫旧制造，中国有没有夕阳产业，中国有没有传统企业?我认为中国没有夕阳产业，中国没有传统企业。今天大家回去一定不要说自己是传统企业，如果说传统只有一个是传统的，就是你这个脑袋是传统的。然后你是新制造还是旧制造，回去衡量四件事：第一个是定价，未来产品的定价一定要和成本脱钩，我们原来做产品卖多少钱是根据我们的原材料、渠道、税务成本加起来，毛利35%，这个模型肯定不行，因为你所有的成本都会提高，你的成本价格一定会因为同行业的竞争受到遏制，你三年前是35%的毛利，三年、五年以后竞争一定激化以后，你的成本提高，你8%的利润就变成3%，未来一定要脱钩。第二件事，消费者关系必须实现互动重建。单向型叫消费者，互动型叫用户。大家都学过科特勒的营销学，营销最大的成本是第一次营销，如果你的销售永远通过广告来拉动的话，一定不会成功。你的东西卖出去以后，我再也找不到你了，这就是单向型营销，一定要形成互动型营销。为什么我要做自媒体，我说我出新书了，你可以预购，我可以签字，这就完成了和读者的互动重建。第三件事叫生产，有没有从规模化生产变为定制化生产。一套家具、一件西装、一瓶奶粉能做的时候转型就成功了。第四件事就是技术，最后的1%是不是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随着转型，随着中产阶级的产生，随着中国变成制造业全球第一大国，新一代的制造城市，最终的杀手锏还是核心技术。未来的制造业者在技术上投入的能力一定要有这样的坚决性，这是我们在制造业看到的变化。危机中的产业:零售服务业消费业遭到的变化可能跟制造业差不多，发生了四个这样大的变化： 1.渠道扁平化 13年前我写过一本书叫《非常营销》，我写娃哈哈的，这是中国做营销最好的时期。宗庆后当年干了两件事，解决了在中国地区做营销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经销商的渠道链。我在杭州一瓶纯净水1元一瓶，我卖到拉萨的时候还能卖1元，中间的分销商、零售商都能赚到钱，这叫产销联合体。他通过金字塔的方式形成一个销售渠道。今天你娃哈哈开绩效大会，跟他做生意的时候基本上都做了20年，形成了金字塔非常好的利益分配体系。宝洁、可乐提出千城万乡计划，都花了10年时间。第二件事情，中国那么大，你把东西卖到辽宁去，是你先发货还是我先给钱，他要求所有卖他娃哈哈的人先压一个季度的货款在这里，他可以按银行利息算给对方，他通过这一件事做成了中国金字塔利益分配模式，在传统渠道只要这两条做到了一定是王。 2014年娃哈哈利润低了8%，这是创业以来遭到的第一次下滑，也是在他的暮年遭遇到了行业最大的问题，因为渠道变了，大量的销售是通过网络完成的。阿里巴巴现在在做一个菜鸟网络科技公司，终极目标中国人在中国任何地方，菜鸟网络24小时送货到你家，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所有的传统模型全部都翻页了。你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呢?他凭什么知道要15袋大米，运过来要花多长时间?我家在云南，我要吃东北的五常大米，他凭什么24小时能送来?他凭大数据知道。在过去一年里面，两年里面，三年里面云南有多少人吃五常大米?1月份多少采购量?2月份多少采购量?他调出过去几年销售的数据，把大米配到云南附近的仓库里，就等着你下单。 2.消费社交化各位所有做品牌的人，今天的中国消费品牌方面出现了两个反转现象，第一品牌反转。在过去农耕文明时期，如果我要开一个店，我主要的服务对象是方圆20公里我们的乡里乡亲，无论我是开药店还是卖鞋，所以中国传统的农耕时期品牌都是跟人有关系的。我拿吴晓波的名字为这个产品做背书，我做的是熟人经济。当大工业革命形成的时候，我生产的鞋子和药开始卖到东北的时候，跟我名字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今天在互联网时期，一个人的名字变得更加有价值。你看我做频道，我为什么叫吴晓波频道，因为你看我这个频道的时候，看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经过我筛选过的，当你拉黑这个频道的时候，就等于你拉黑我吴晓波。这就是个人品牌重新实现一种反转，因为整个传播时代是社交网。第二个是口碑反转，在农耕时期说这个鞋子好不好，口碑传播是靠人民口口相传。当我的东西卖到东北的时候，我要通过CCTV，我要通过报纸。今天如果你有一个汽车要发布，你要做一个新闻发布会，现在最恐怖的是当要开新闻发布会时我找不到那个记者是谁。原来开新闻发布会在中新社请一个人，上海商报请一个人，最多我请一些门户网站，请他们吃一顿饭，第二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这个汽车。现在你请了80个人，消费者还是不会知道你出了一款新车，因为媒介已经完全碎片化了。 3.支付在线化我爸爸今年76岁，是浙江大学的老教授，他原来是经济学院的副院长，退休以后老爷子不问世事，每天遛鸟。今年过年他的两个孙子回来，说要发微信红包，老爷子就开始装微信，然后就在网上开始抢红包。抢红包之后，他就开始买车票，然后他能在一号店买东西。你想一个76岁的老教授被他孙子逼到互联网上去，今天在座所有人都会用手机来支付，这件事在三年前没有的。当父辈转移到手机端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云端知道我这个76岁的老爷子用什么品牌的酱油，所有的消费记录都会被记录下来，最后形成一个大数据。我最近到百度研究院，我说你现在在搞什么东西? 他说我现在做的东西很多别人都不知道。两件事，第一件事小姑娘穿了一件衣服，你觉得这个衣服很好看，你手机把衣服拍下来，手机马上告诉你，这件衣服多少钱，你可以在什么地方买，这叫图像搜索系统。另外一件事，我对手机说，我想一个小时之内需要一束200块钱左右的花，我直接产生购买，这个是未来非常典型的销售形态，人在运动、娱乐、休闲的过程中发生了消费。所以所有的品牌和销售渠道必须嵌入到社交和支付环境当中，如果你在大潮以外的话，你根本就找不到。 4.供应链社会化现在在中国做任何东西，从生产到渠道全部都已经社会化了，整个供应链都已经社会化了，我要花10亿做智能手机的时候，我不用担心我的工厂在哪，我只要回答我这台手机跟其他的手机有什么区别，有没有竞争?这件事情在10年前是难以想像的。所以现在渠道、消费、支付、供应链四个领域都发生巨大的变化。所有在做连锁店、渠道的朋友都面临很重大的困难。服务业转型：重度垂直+社区场景+O2O 消费世代“突变”：8090化+小众圈层化+跨界增值化我认为服务业未来的转型是重度垂直。这个跟专业公司是一样的，我们未来一个人一辈子一个品牌只能干一件事，未来说我要开一个餐饮店，这句话都不成立，你必须说你要开哪一个领域的餐饮公司。说我要开一个服装店这句话也是错的，你要开男装店还是女装店，你是卖中年装还是老年装?这是第一个要考虑的，定位问题。第二是社区场景，第三是O2O，这三个逻辑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比如一家做二手房中介公司，其实他的逻辑很简单，原来我到虹桥来，我在这里工作，我要租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我要去找房地产中介公司，他们赚的是信息不对称的钱，现在有了房多多这家公司，整个房地产中介公司就没有生意了。所以未来你的生意跟信息不对称有关的话，那你企业一定没有未来。未来所有的标准品牌，未来的保险、汽车、图书，只要是跟标准有关的产品，你试图通过信息不对称来获取利润，你的利润越来越低，到后来你的生意就会归零。有个老板是50后，他可以说是风投行业的传奇，做了30年的洗衣店，开了几十家店，洗衣店很赚钱的。两年前他宣布做一个手机APP，你有衣服要洗，你按一下服务，我就派一个人到你家来，然后拿一个袋子，你可以把你所有要洗的衣服塞在里面，一袋子99元，48小时内洗好再送到你家里来，去年估值2 亿。我问老板，凭什么资本市场看重你?他说事实上这是一个家庭入口。一家传统到不能再传统的荣昌洗衣店，完成了一次重度垂直，跟社区场景有关系，当这个完成以后，他可以说我是估值几百亿的家庭入口。我们前面讲的是商业模型，回来再讲消费者本身，消费者本身过去两年里面，我觉得出现了变化第一个叫890化，第二叫小众圈层化。什么叫890化，去年我在上海做过一个演讲“把世界交给80后”，这部分人接受过完全的大学教育，10年之内就把前一辈干掉了。去年我看了一部电影《归来》，我觉得拍的很好，原来对张艺谋完全失望了，我专门写文章支持，结果票房1.6亿，我问90后为什么不看这个电影，他说看不懂，不知道写的什么东西，一个女的天天都举一个牌子在火车站门口是为了什么，然后说海报看不懂，这两个字不认识，90后不认识繁体字。以后做品牌的时候，千万不要用繁体字。看完《归来》之后去看《小时代3》，我被我女儿押着去的，我说丢不丢脸去看《小时代》，我看20分钟就要出来，女儿看的很起劲，我就只有玩手机，电影放完了，手机也没电了。但是票房5个多亿。我们现在卖一瓶饮料他的形状是什么样?卖一个服装，卖一辆汽车他的色彩、性能、消费需求是什么?都是以 80后、90后为主。中国是创业大国，创业者100%是80后，中国旅游人口80%是80后，整个时代发生变化了。我很多60后、50后的朋友碰到我，他问我怎么理解80后、90后，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后来我回家跟我爸爸吃饭，我看到他衰老的容颜，我说这个老爷子一辈子没有理解过我，我也不能理解我爸爸，我和爸爸最多能够达成和解，但不能实现理解。我想我面对我鲜花一样的女儿，我能理解她吗?我是不能理解她的，她也不能理解我，我跟她最多能达成和解。再有50后、60后的朋友问我的时候，我说达成和解，不要理解80后、90后，我们就把世界交给他，怎么做品牌，怎么做渠道，这就交给80后、90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圈层化，今天都是品牌的专家，我认为从此以后没有大众品牌，没有大众营销。中国现在高净值阶层200万，富裕阶层1000万，中产阶级1亿，学生、屌丝、农民，每个人在不同的圈层里面，我喜欢古典音乐，有古典音乐圈，我喜欢足球有足球圈。新消费还是旧消费，关键的四个问题：一、中产消费在总营收中的比例是否提升?二、社交化传播是否成为二度营销的主要模式?三、社群关系有没有实现O2O化?四、软能力增值是否高于店铺及人力成本递增? 危机中的产业：金融业金融业发生的变化和制造业差不多，我认为从今往后中国将有一个产业资本主义时代。在过去30多年，中国赚到的钱都是在产业里面，从今往后，所有的产业都以金融产品的方式出现，你要么是上市公司，要么是金融衍生产品，这是非常大的空间。在未来10年内，所有的产业都会金融产业。中国未来是多元化、全球化的市场，我们个人面对财富和金融理财的能力也在提升。我们要积极拥抱产业泡沫。到2020年,传统银行将失去35%的份额，四分之一的银行将消失。二十年后，传统银行可能消失。金融业转型：网络银行+在线支付+大数据 2014年7月份阿里巴巴推出一个产品阿里巴巴无抵押贷款，阿里巴巴九几年创业的，他上面有几十万家做外贸的中小企业，阿里巴巴说外贸企业要贷款，你在这个平台做1亿美元的生意，我可以贷款给你，最高可以贷到1000万，他是不需要利息、抵押。但是遭到了几大银行的反对，因为他彻底违背了传统银行的贷款逻辑，需要看资产，看你生产线，有没有土地、抵押、担保。今年阿里说什么都不需要抵押，我只要你在过去十年、八年你做生意的信用记录。我想我要借钱给另外一个人，他家里有多少钱跟我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你过去借钱的时候有没有还钱，你的信用是我能不能借钱给你最重要的依据，而不是你家里有多少房子多少地，阿里为什么能做这个事儿?因为有大数据。美国现在有一个保险公司很好玩，今年初推出一个产品。我们都有汽车吧，每年都要交车险，我们交车险的时候每个人都想一件事，我这个车今年实际只开了三个月，但是我要交一年的车险。旁边出租车司机开了12个月，他跟我交一样的钱。这家公司就在你车里装一个传感器，你开得多，交的多，开得少交得少。最后讲下城镇化。1999年以后，中国地区所有城市化的成就基本上体现在中国排名前7的大城市。大中城市是不动产增长的动力，未来可能会有变化，未来是城市化向城镇化的转型。城市化的建设有70个城市向2900个县转型，产业的下沉和西迁北移，公共配套的完善，人的现代化。今天，我花两个多小时跟大家讲当今中国的现状，这就是今天的中国，没有夕阳产业，没有传统产业，有的是生生不息的创新与对旧模式的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