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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潜力别出心裁你想象不到的美国高中作业

一提到美国高中的作业，很多人就爱拿中国学生的作业与之对比，其实笔者认为，我国高中生的家庭作业与美国高中生相比，很难简单用“多与少”衡量，而且数量的多寡并不是参照标准，关键是要看作业的质量和对巩固学科知识，拓展学生思维的作用深浅。 Group clever student near blackboard in classroom。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中国高中生的作业，习题及相关题目要求在教科书、习题书里，都有标准答案，学生只要按要求去完成，最后得出与标准答案一致的结果就可以了。而美国高中生作业形式灵活，作业内容多，强度也不低，美国高中生每天完成作业需要几个小时，甚至一周或者数周不等。美国高中作业最突出的特点是阅读量大，因为很多作业没有标准答案，尤其是文科类作业，再加上老师在布置作业的时候只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会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这样就要求学生去查阅大量的资料，再根据题目筛选资料当中相关的内容，最后还要通过自己的调查，小组讨论，归纳等一系列步骤才能完成一次符合要求的作业。美国高中作业呈现出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时候是一篇调查报告，有的时候则是演讲。可想而知，美国高中生的作业难度是很大的，这样的作业安排正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创造型思维，美国创新“活水”的源头也许正在于此，下面就来具体介绍一下美国高中作业的基本情况。　　语言类作业别出心裁　　英语作业方面，老师除了要留一些生词记忆作业外，大多是要求读教材，读小说，甚至看电影。要求学生归纳总结出读书摘要，报告和书评。有的英语作业还让学生做诗，编童话，看名著改编的电影等。　　西班牙语作业也常常别出心裁，超出我国外语作业的定式。讲课的老师是西班牙裔，老师们会出一些有关拉美西班牙语国家的经济，地理，历史和习俗等常识性问答题。与国内高中外语教学强调背单词，记语法，读课本等方式相比，美国的外语教学更重视通过一门外语的学习，来了解那个国家的文化，使学生们通过对那个国家文化的热爱和好奇，产生对一门外语的兴趣。比如一些美国小孩就是出于对中国功夫片和对日本动画片的喜欢，才决定学中文和日文的。　　人文类作业的立体维度　　通常老师会让学生读反映相关题材的小说，看历史纪录片。比如，老师讲完“珍珠港事件”这段历史后，会先布置读相关小说《广岛》，再安排学生看纪实片《珍珠港》，以从多角度加深学生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和理解。　　而中国的历史课，只需要一盏灯，一本书，背到深夜12点，考试就会过关。但在美国学校历史课就要复杂多了，除了读书外，学生还要去图书馆查资料，从网上下载相关图片，看纪录片谈感受等，完全没有捷径可走，历史年代和史实固然要记住，但不动脑子不动手是很难完成作业的。　　数字类作业务实求真　　按照我国的教学常规，学生必须做大量的习题才能完成数学作业，且做题越多，熟练程度越高，成绩也会相应更高。但是美国的数学作业并不多。美国的数学老师会满含哲理地告诉学生们说：“对一个数学概念理解掌握就可以了，习题做多了，不一定是好事，可能会禁锢你的思路使其格式化，要留给自己一些自由发挥想象的空间。　　所以，美国的数学作业有时是写论文，有时候是让学生编写数学题，或是让学生提出一些数学问题等。消费课是一门让学生初步掌握市场购物，信用卡使用，理财和投资等一般商业消费常识的选修课。老师讲完如何进行股票交易后，会让学生对目前的股市行情加以分析，并假设如果你是一个股民，为了赚钱，你会买哪种股票？为了完成这些作业，学生们得不惜花费精力和时间一边关注每日的股市行情报道，一边上网查询股市分析图。　　　艺术类作业舞动浪漫　　美国的美术老师会让学生们用达芬奇的现实主义画法来画同桌的头像或是用印象主义画派画你最喜欢的美国风景。有的孩子画尼亚加拉大瀑布，有的画旧金山的金门大桥，有的画科罗拉多大峡谷，有的画黄石公园的老忠实泉，有的画佛罗里达海滨的日出，有的画蒙塔纳州的大草原。最后老师会把孩子们的作品张贴在教室的墙壁上，顿时教室就成了美国风景画的展览厅。　　最后，在收发作业方面，美国的老师通常会按规定要求学生在某日的几点几分前，通过电子邮件把作业发给他们，否则按照没有完成作业处理。这种“网上作业”有3个好处：一是省去了收发作业的麻烦；二是老师和学生都可以看到每个人交作业的先后顺序；三是有利于老师和学生在网上互动。只要有学生在网上提出问题，老师就会及时答疑，同时，老师会将一个学生提出的问题和解答迅速传给其他同学参考。这种快捷的作业方式，在老师与学生间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更为紧密互动的网络式师生关系。

11年前
美国教育如何避免养成“熊孩子”

小孩子调皮捣蛋本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近几年来孩子不懂事闯出的大灾小祸却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上个月，一名十岁的儿童辱骂乘务长导致航班延误；再上个月，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在一家琴行里往最大的钢琴琴键上倒了一瓶可乐被索赔66万元。“熊孩子”这个词语带有的感情色彩也渐渐从嗔怪调侃变成了无奈甚至愤怒。　　在“一代不如一代”的无限感慨之中也有一些对当下教育方式的反思。在很多国人的印象中，国外的小孩子在公共场合大多斯斯文文，乖巧有礼，因此对西方崇尚自由平等的教育观念心生景仰。　　在国外，老师家长和孩子的关系确实跟国内有所不同。大人会蹲下来和孩子讲话，家长和子女亲密无间地玩在一起，课堂生动有趣，学生对老师直呼其名，等等。那么，是不是只要像西方人一样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孩子，就能避免熊孩子的养成呢？　　带着这样的想象，我刚到美国学习幼儿教育时，立志要成为一个人见人爱、和蔼可亲的幼儿园老师，甚至是孩子们的“大姐姐”。实习时，我脸上总是挂着大大的笑容，对每一个小朋友都态度温和；和他们说话时，也“唰”地蹲下来，力争和他们的视线齐平；此外，我还抓紧每一次机会和他们玩耍打闹，拉近关系，希望为管好这些美国的“熊孩子”打下良好基础。　　谁知道，这些孩子非但不听我的话，还逐渐“蹬鼻子上脸”，对我提出的要求直接忽视。不久，我的主班老师找我谈话，说我不能这么纵容孩子，很多 “规矩”我都没有执行好，在该严肃的时候还笑容满面，弄得孩子没有界限感，这样对他的教学也很不利。听了他的话，我一时懵了，美国老师不是讲“自由平等”吗？难道让我像中国老师那样板着脸，让孩子站墙角？不然的话，怎么树立“界限感”呢？　　慢慢地，我才发现，美国人所讲的“自由平等”是建立在明确、公正、合理的规则之上的，而规则的树立，在幼儿园时期就已经开始。国人看到了西方教育中提倡的平等关系，但是没有看到西方的成人管教孩子时严肃的口气，极强的规则意识，以及让孩子弥补错误、承担责任时的坚定态度。西方人所言的“自由”是规则下的自由， “平等”是成人尊重孩子为一个有思想、有情感的独立个体，愿意倾听、理解、信任他，而不是完全和他打成一片，任其妄为，失去自身的权威和引导者的身份。　　美国老师的规则之多之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在美两年，我换了四个地方实习，无论是幼儿园还是小学，开学之初，我的主班老师们都会郑重地和我谈教室里的 “规矩”。大到不许打人、骂人、毁坏东西这样显而易见的行为准则，小到洗手的方法、圆圈时间（circle time，也叫小组时间，指一段时间内一组人围坐在一起共同参加的一种活动）的坐姿、餐桌上的礼仪、每个玩具的摆放方式、在楼道里怎么走路等等。我在记事本上记得满满的，心想和中国老师比要求也差不多。　　但是，美国老师树立规则的方式却很不同。首先，他们对规则高度重视。在开学之初的几周或者一两个月，会拿出大量的时间，专门给学生讲解、示范行为规则，甚至取消、推迟已经安排好的课堂活动，临时召开班级会议，让学生们讨论、反思一些不良的行为。比如，我在美国公立小学二年级实习时，班主任老师前几周完全没有上什么“正课”——语文课是给孩子们读故事书，或让孩子自己看书；数学课带着孩子玩了一些游戏；科学课让孩子涂涂画画——但是，花了很多时间在“立规矩”上面。例如，全班练习在楼道里怎么走，练到没有人东张西望、发出怪声；老师发出一个口号，每个人必须放下手头的一切活动，安静地注视老师；学生起身离开座位时，练习如何又轻又稳地把椅子推回桌子下面。也是她告诉我，规则是自由的保证。比如，每个人都遵守说话的规则，认真倾听，轮流发言，不打断、不插话，才会有一个安全的环境让每个人畅所欲言，从而产生真正活跃的课堂并培育民主精神。　　其次，身教胜于言传。对于一些细小的行为规则，美国老师会亲身示范，到位地讲解每一个细节。这点对于年龄小的孩子尤为重要，听得再多、记得再牢，也不如切身实践来得有效。比如，一位老师曾经用整个圆圈时间教孩子怎么用转笔刀、怎么削铅笔、以及铅笔削到什么地步是合适的。另一位老师和孩子们一起吃饭，反复亲自示范如何礼貌地请求更多的食物：“某某某，请你把沙拉递给我好吗？”“谢谢你！”，并且手把手地教孩子怎么把果酱均匀地涂抹在面包片上，怎么用叉子叉起滑溜溜的煎鸡蛋，甚至夸张地表演出因为一边吃饭一边说话而卡住喉咙的情景。　　树立规则的同时，美国老师非常注意让孩子明白规则的目的和背后的道理，而不是强制性地灌输给孩子，强迫他们执行。玩具玩完了要收拾，是因为要保证教室整洁有序，这样才有足够的空间进行其他的活动；打翻在地的牛奶要赶快擦干净，否则别人踩到会滑倒；自习时要保持安静，因为说话声可能会打扰其他同学；打喷嚏要把头埋进一个手肘里，否则会传染给他人……对于稍大一些的孩子，老师会带领他们讨论“我们的班级需要什么规则”以及“为什么要有这些规则”。比如，一个幼儿园大班的老师首先请孩子们每个人想一条“班级规则”，用笔画出来，并把自己的想法分享给全班，然后，大家集体讨论，通过归纳提炼，一起完成班级守则。这样做，孩子不仅懂得了规则的“合理性”，更因为规则出于他们自身，在执行时也更为自觉。　　规则必须有，违反了规则，必须要承担相应的后果。“后果（consequence）”不是“惩罚（punishment）”，是做错了的事情的自然结果或弥补行为。到了吃饭时间不吃饭，后果就是过了饭点就没有饭吃，要挨饿；乱丢乱放玩具找不到，后果就是没有的玩；圆圈时间随便插话、私下说话，后果就是离开圆圈；把书撕坏了，后果就是用胶带再把书粘好。　　美国老师要求孩子承担后果时，很少吼叫，更不会打骂，音量适中，语气正常，但是态度是异常坚决的，不会因为孩子的哭闹就妥协，更不会以“孩子太小，还不懂事”为借口而一笔带过。在另一家美国幼儿园的小班实习时，班里的孩子都才满三岁，一个小男孩尤为活泼调皮。一次吃饭时，也许是为了好玩，他突然把饭盒里的小动物饼干都泼在了地上，引得全班孩子哈哈大笑，他自己不以为错，也笑得很欢。我以为主班老师会冲过去严厉地训斥他，没想到等孩子们笑完，她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请你吃完饭用扫把扫干净。其他的同学，走过去的时候注意。”等到他吃完饭，发现地上的饼干有的完好无损，很容易捡起来，有的已被踩成碎末。老师则把儿童扫把和簸箕准备好，并为他示范了一下怎么打扫。这个小男孩起初想逃避，但是被告知如果不打扫完，不能进行下面的活动。于是，在老师的帮助下，他一面跪在地上慢慢地扫，一面眼巴巴地看着其他孩子去玩别的玩具。这样的事情又发生过三四次，这位老师没有一次骂他、吼他，但也没有一次纵容，每次都要求他打扫干净才能去玩。慢慢地，他再也不随便往地上撒东西了。　　爱需要智慧，包容亦需要边界。这件小事让我想起了当下很多中国的父母和老人们。孩子做错了事情，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先替孩子道歉、抢着为他们承担责任，很多年轻的父母也怕管教起来麻烦，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用一句“不要跟小孩子斤斤计较”搪塞他人也敷衍自己。这样的行为可能一时回避了矛盾，图了省事，实际上剥夺了孩子学习的机会，从长远来看，也只会给父母日后的教养带来更多的麻烦。　　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起点，幼儿阶段的教育对孩子一生影响重大。因此，学龄前孩子的家庭教育就是重中之重。为孩子明确行为的边界，帮助他们认识行为的好坏对错，需要家长从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小事抓起，慢慢达成的。孩子今天在家里吃饭把汤、饭泼到桌子上、地上，没有人教他餐桌礼仪，让他把狼藉收拾干净，那么日复一日，他哪一天去别人家或餐馆吃饭时，也会对此熟视无睹，甚至在饭桌上耍赖撒泼；孩子今天和大人说话时态度傲慢、没大没小，家长得过且过，不与之沟通并讲解行为礼貌，一次又一次，孩子不仅会失去对自己家长的尊重，日后也会不尊重学校的老师、其他的成人。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实际上非常强调孩子的品格教育，如何为人修身，有很多准则。去美国后，接触西方文化，尤其是看到美国人为孩子所立的“种种规矩”后，才慢慢理解“自由平等”的真实含义。我深深害怕中国的父母，包括不久后也将为人父母的我自己，丢掉我们文化传统中最精华的部分，又带着对西方教育的误解，学来糟粕。

11年前
威廉王子坦言多愁善感 “怕看不到儿女长大”

凯特将5月出生的女儿夏洛特公主抱在怀中，晋身哥哥的乔治站在妈妈旁边，威廉则在一旁看着他的家人。据香港《文汇报》报道，英国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日前接受独立电视台(ITV)访问，威廉坦言成为人父后变得多愁善感，更常感触落泪，并表示害怕“无法亲眼见证儿女长大”。据报道，威廉表示，成为人父前不会过分担忧外界发生的事，但现在小小事情已足以让他落泪，让他了解生命何其珍贵。威廉忆述自己年幼时，父亲查尔斯王储和母亲黛安娜会带他出席王室活动，认为这有助王室人员尽快认识世界，“知道自己不是只在宫殿里生活”，对其未来发展十分重要。当地时间2015年11月26日，莱索托马塞鲁，英国哈里王子出席Mamohato儿童中心的开幕活动，受到当地民众和学生的热烈欢迎。哈里则较为轻松，称慈善组织及其他团体会把王室活动出意外视为灾难，但王室、特别是祖父菲腊亲王私底下却会感到高兴，因为这会令他们对活动的记忆更深刻。威廉和哈里还谈到查尔斯和菲腊亲王的趣事，称小时候在学校表演话剧时，两人总会在不适当时候发笑，搞砸表演。威廉和哈里还对查尔斯难以辨认的“黑蜘蛛”潦草字迹印象深刻，因他们不时要交换看父亲写给他们的东西，以免被骂而不自知。

11年前
美国大学的学分之累

美国大学实行学分制由来已久，有长达百年的历史，与教育的普及息息相关。 19世纪末以前，美国各所大学采取自主入学考试的方式录取新生，主观性强而标准不一，缺乏可靠性和准确性，因此备受质疑。学分制不是教授们推广的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钒蕴亟淌谑紫冉淌κ诳问奔洌╟ontact hours，即学时）认定为标准，基于此计算学分。1869年上任校长之初，艾利略特提出，全科目统一的课程体系应该变为更为灵活的选修课体系，这样才能鼓励学生选择他们感兴趣的课程，于是哈佛大学先后减少甚至废除了统一的课程要求。自此学位的内容有了根本的改变：学生从完成固定课程，变成了多条道路通向成功。当然，新的系统更自由，但也难免制造混乱，学分能够帮助学生和大学跟踪学习进程，非常实用。1894年，在艾利略特的主导下，美国教育委员会认可了这种新的学分计算方法。学分制真正在美国普及却并非因为大学教授们的推广，而是来自于私人慈善家和政府的压力。1906年卡耐基基金会建立，意图为大学老师提供退休金。可是问题来了，面对当时美国大学的无序，如何衡量大学教授、私立和公立大学的教学呢？通过对大学的大量调查，卡耐基基金会制定了Carnegie Unit（卡耐基学分），一个学分等于中学里每年每门课的120个学时，而大学必须接受学分制才可以得到卡耐基基金会的捐款。当时美国大学罕有退休金，这个标准很快就被广泛认可和应用。卡耐基学分在1910年后逐渐成为中学和大学里不可缺少的计算、考察、分析、管理等的重要工具，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后，复员的美国年轻人大量涌入大学，高等教育越来越被看作为一种“社会投资”，美国联邦政府高等教育学生经济协助办公室的权力也大为扩展。为了保证联邦学生贷款不被浪费，联邦政府要求大学必须使用统一的标准来计算投资（学费）与返利（学时）的比例，而不是随心所欲。如今，美国大学的多项管理都依赖于学分制，包括《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告》每年发布的大学评级，都需要用到学分。州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拨款、大学老师计算工作量以进行工会谈判等也需要使用学分来计算。复杂的学分计算大学的学分计算较为复杂，因为学生并非总是坐在教室里接受老师的直接指导，而是有大量自主的时间，做实验或者项目，或者与老师进行面对面的讨论，不同大学可能有略微不同的计算公式。美国高等教育的通用计算法则是一个学期学分相当于15——16个小时的学期学时（美国传统上一个学年分春秋两个学期，一般是15——16周，即学分大致等于每周的学时）。有的大学还规定，有较多实践内容的课程如艺术科目的课程等学时为4——6个小时但学分只允许给3个学分。美国大多数大学课程都是3个学分一门，每个学期的总学时为45小时左右（艺术课需要1.25到两倍的学时），可见仍然大大低于中学学时。美国大学里无论科目，学分的分配基本上是一部分为Liberal Arts（文理部分，或称为core curriculum），包括英语、数学、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的选修科目等，占36——41个学分，保证学生得到全面的素质教育；最大的一部分是科目的主课和相关选修课，一般为80个学分左右；剩下的是大学选修课，一般只占不到12个学分。一些科目主课允许double count，如艺术史课也可以算是人文学科课程，但学分不可重复计算。别看学时不多，美国大学普遍认为，大学生要在课外用两到三倍于课程学时的时间做作业、预习、整理笔记、读文献等，也就是说，学生每周要花3个小时的时间上每门课，再花9个小时左右课外学习，考虑到美国全职大学生一般要修4——6门课，每周总共需要花48——72个小时在学业上，比朝九晚五上班还要累，负担着实不轻。因此，美国大学一般不允许学生修超过18个学分。学分减负困难尽管学习负担如此之重，美国大学生却不敢轻易减课。有三个原因，第一是美国大学宽进严出，修不够学分不给毕业，而不同的学位有不同的学分要求，一般本科是120——130个学分，硕士是30——64个学分（两者一般不能互换）。虽然美国各级政府教育部门权力有限，大学在设定学分方面有自主权，可是也不能胡来，要定期接受同行协会的监督认证（accreditation），过程繁复。每个专业的标准经过业界多年讨论而定，课程内容可以经常调整但学分并不能随便增减。仔细一算，即使学生每年修满8门课（24个学分），4年下来只有96个学分。要修完120个学分，必须每年至少修10门，难怪60%左右的美国大学生需要六年才可以毕业。为了早日毕业，美国大学生只好拼命加码。更有不少高中生上Advanced Placement（大学预科课程），也是为了挣大学认可的学分。第二，学分与学生的经济紧密相关。美国大学按照学分收费，不少大学对每个学期上12——16个学分的学生实行定额收费（flat rate），当然是多上更划算了，也是变相鼓励学生多上课。不过有了学分这一标准化工具，学生可以在便宜大学挣学分再转到贵的大学去，虽然一些名牌大学有严格的课程安排，其他大学的课不能算作主课，但通过评审的大学学分总是可以接受的。毕竟从100多美元的社区大学学分到数千美元的名牌大学学分，各个价位都有，外地生和本地生收费又不一样。笔者有许多学生利用夏天时间在社区大学上500美元一门的人文社科类课，省下不是一点半点。为了避免学生都采取这种迂回策略，美国大学要求必须在本校修一定数目的学分，特别是在大四，否则学校损失收入，也不能保证毕业生的质量。有些学生不清楚这点，到了最后一年才想从外面转进一些学分，却是行不通的。第三，GPA（总成绩积分）与学分紧密相关，美国绝大多数的奖学金和研究生课程都要求GPA3.0以上，也就是说平均成绩必须在B以上，计算程式如B=3分，乘以4个学分的课程得到12分，所有课程加起来然后除以本学期学生上课的总学分。可见，在学分高的课程得了差的成绩，会严重拉低GPA。不少学校都会劝退GPA连续两个学期达不到2.0的学生，研究生院也拒收GPA低于3.0的学生。学分的争议虽然学分制在美国不可或缺，但也不乏争议，最根本的争议是学分仅仅计算学时，无法准确衡量学习质量。即使是一样的课程和学分，学生在不同大学所学内容差别很大，不同科目就更不能用同样的标准衡量了。如今美国大学生对大学忠诚度越来越低，流动性极强，超过60%的美国大学生转学至少一次，即使读本地公立大学比较省钱，也挡不住40%以上的美国大学生跨州转学，吸引转学生、留住学生成了不少大学的头等大事。学分作为转学生入学的重要依据，却让大学在审核转学生时大为头疼。老师不可能到其他学校去一一考察，转学生上课时才发现他们并不具备合格的技能，还得从头教起。笔者遇到过一位1980年代在本校上学的女士，30年后想上研究生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毕业，她的学分确实还在，但这些年大学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分早已说明不了什么了，学校却不能拒绝承认。近几年，远程教育的兴起对学分制形成了挑战，学习方式越来越多样化。网上大学如Udacity推出了所谓的nanodegree（微学位），学生要做5——8个作业，边做边学，没有固定的课要上，老师只提供指导，每个月的学费仅为200美元，6——12个月即可完成。对于远程教育大学来说，学分与大学的预算和基础建设等关系与传统院校大不一样。企业更注重毕业生的“实战能力”，学历没有作品集那么重要，所以远程教育机构才敢于挑战学分制。对此联邦政府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如不再要求50%的课程必须在校园里教授。从学生的角度来说，美国学生很少抱怨学分太高，而是普遍希望科目主课的学分多些，人文社科学分少些，好培养更容易找到工作的专业技能。这导致了上非主课就是混学分，学生都宁愿选容易通过的课，有的学生甚至选修了瑜伽或者打高尔夫球。人文社科系难以保证一些偏门、难度高的课程有学生愿意上，打击了老师的积极性。当然也有学生对学分毫无概念，上了四年才发现虽然主课都上完了，却还不够学分毕业。

11年前
在数字时代中如何当一个好父母？

每当谈起儿童使用电子设备一事，许多人都会怀念在 iPhone 被发明出来之前的那一段时光，在那个没有 iPhone 的年代里，父母会花时间陪着孩子散步谈心，与孩子一道做一些有助于开发创造力的手工艺品，和孩子一同在自家的后花园里种菜。在这些充满家庭温馨与田园牧歌的描述中都体现出了一种对于现代电子设备侵占亲子互动时间的不满，仿佛使用电子设备是一件令人恐惧的、破坏了美好家庭互动的事情。但是研究显示，在家庭生活中对于电子设备与新技术过分排斥可能会给孩子造成误导。过去 2 年时间我针对北美地区超过 10000 个家庭进行了一系列调查，收集到了大量关于家庭之中如何使用电子设备以及利用新技术的数据资料。事实证明，在家庭关系当中最成功的亲子互动策略并不是远离技术，而是真正地接受并且用好技术。根据我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孩子使用电子设备的态度问题上，家长们基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家长是技术放任型，他们的孩子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接触各类电子产品，自由的上网。通过各种应用工具与 App，这一类家长可以从中发现别的孩子和家庭都在使用那些技术，并且欣然尝试。在我的调查中技术放任型家长虽然只占三分之一，但是在这一类型中有接近二分之一青少年的家长不仅会允许孩子使用电子设备或者上网，还会让孩子来参与决定家中应该使用何种新技术、新设备。家中拥有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家长类型分布占比而与技术放任型家长相反的一类就是技术限制型家长，他们会尽可能少地让孩子使用电子设备。这一类家长也占到了调查人数的三分之一，他们当中超过一半的人会严格限制学龄前孩子使用电子设备或者上网。这一类型的父母普遍对于儿童使用电子设备表示担忧，他们害怕这种行为会影响孩子无法注意力集中，妨碍孩子的人际交往，他们只要看到孩子拿起电子产品就会立即将其关机或者收起来。第三类家长的态度介于其他两种类型之间，他们已经认识到了如果简单粗暴地在孩子试图接触网络的时候关闭电子设备，这将不利于孩子以后适应这个越来越数字化的世界。技术引导型家长不像技术推动型家长积极的鼓励孩子使用网络与电子设备，他们更倾向于在这个过程中引导孩子。无论家中孩子处于哪一个年龄段，这一类家长在被调查者中的占比都超过了三分之一，他们会从孩子幼年时期刚刚接触电子设备与网络的时候就坚持进行引导，直到孩子进入大学后才会结束这一漫长的督导过程。不同类型父母每周提供至少一次各个类型上网指导的比率事实上，在让孩子做好准备进入一个充满了电子设备与新技术的世界中这件事情上，第三类技术引导型父母可能是最为成功的。这一类父母积极地培养了孩子们的网络技能，让孩子拥有了各种技术使用体验，但是也不会放任孩子沉迷网络。在针对超过 700 位美国家长的调查中显示，技术引导型家长相对于技术限制型父母更有可能会与孩子讨论如何使用技术，或者是如何正确利用互联网。有将近一半的技术引导型家长一周至少会与孩子交流一次，而仅有 20% 的技术限制型家长会与孩子谈论此类话题。除此之外，技术引导型家长也更有可能会亲自研究尝试各类针对孩子的电子设备或者应用：44% 的技术引导型家长一周至少会做一次调研，相对的，技术放任型家长进行该项活动的比例仅为 31%，而技术限制型家长仅有 14%。技术引导型的家长更加擅长与孩子通过技术手段进行交流：在技术引导型家长中有 58% 的人每个星期会陪着孩子打电脑游戏，这一比例在放任型家长中为 42%，在限制型家长仅为 30%。家长在引导孩子正确使用网络以及电子设备这件事情上花费的努力是有所回报的。在调查中当问到被调查者的孩子是否存在一些错误的网络使用行为时，我们发现技术限制型家长的孩子更有可能在网络使用中遭遇麻烦：技术限制型家庭中成长的孩子接触网络色情、在网上发表恶意评论的比率是技术引导型家庭中孩子的 2 倍；在上网的过程中这一类孩子扮成成年人的比率也是引导型家庭中孩子的 3 倍。限制孩子上网只能管得了一时，一旦孩子接触网络，他们就会暴露出自身缺乏网络使用技巧以及正确的网络使用习惯的缺陷，这也会使得他们在网络使用过程中无法形成一个安全且有效的互动。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像提倡禁欲的性教育并不能防止青少年怀孕，让孩子与数字世界隔绝只会让他们在有机会使用网络的时候更倾向于做出坏的选择。不同类型家庭孩子网上行为不端的比例虽然技术限制型父母可能真的能够培养出孩子面对面交流的能力，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在现代生活中有大量的交流其实并不发生在线下。他们也错过了教导孩子掌握技巧去构筑更有意义的线上生活的机会，这些技巧中包括如何在网上交流中使用图片弥补不能面对面的不足，如何认识和适应不同社交平台的规则，如何在文本信息的交流中使用标签、emoji 表情以及其他方式来增强表达效果，以及学会在建立一个网络身份的时候保证个人隐私安全。父母不可能让孩子一直不上网，也不能在孩子成年后才姗姗来迟地进行网络使用指导，既然如此，为何不早一些教会孩子们正确使用互联网呢？我们不能够让今天这些注定走向互联网的孩子们还像我们小时候一样远离互联网的生活。作父母的将家中的手机全部收起来也不是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应该做的是拿出手机，教会孩子们正确地使用。

1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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